新聞來源https://tw.news.yahoo.com/檢視阿拉伯之春-佔領華爾街與太陽花學運-網路是革命之母-005901984.html

事實上,從九○年代中期出現的新全球抗爭運動,幾乎就是伴隨著網路的崛起而發展的。1999年的西雅圖反世貿運動作為第一場反全球化的標誌性抵抗,讓各地的抗爭者自此開始更緊密的連結,也刺激了各地的新獨立媒體的出現。網路使得這一切變得更為可能。

他對網路促成社會變革的可能性,確實是樂觀的。過去的大眾傳播都是被既有權力所壟斷,數位社會網絡則提供了不受阻礙的審議/討論與行動協調的可能性。但是他們還是需要在都市空間中,建立起可以自由討論的公共空間,所以他們會發動「佔領」行動。

在中國,防火牆外的推特,讓異議者們有聚集的公共空間,可以資訊交流,雖然未必能撼動中南海(藝術家艾未未在推特上非常積極,也曾是有最多跟隨者的推特使用者)。從2009年開始的「微博元年」,也讓更多事件進入公眾視野,以至於掀起「圍觀/微博是否改變中國」的討論:有人認為圍觀終究只是圍觀,而沒有帶來具體的行動與改變,然而在一個人們無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權中,對公共事務的關注,就意味著打破沉默,進行公共參與。

網路可以如何解放呢?或者真的可以解放嗎?回到文首提及的辯論,否定者基本上有兩種立場:無效論和有害論。

葛拉威爾在《紐約客》的質疑是屬於無效論,他認為網路社運只是一種低成本的社會參與,例如加入臉書上的「拯救達佛」(Save Darfur,一場拯救非洲種族滅絕災難的美國運動)群組,而難以實際的行動。換言之,這是所謂的「懶人行動主義」(Slacktivism),也就是台灣人所說的「萬人按讚、一人到場」。

2010年10月《紐約客》(New Yorker)雜誌著名作家葛拉威爾(Malcom Gladwell)寫了一篇長文〈小改變〉,質疑社群媒體可以推動政治革命或社會運動。但兩個月後,遠在北非的突尼西亞一個小販的自焚,經由社群媒體傳播,卻改變了中東的歷史。2011年1月,在位23年的突尼西亞獨裁者總統班.阿里(Zine El Abidine Ben Ali)下台,開啟了阿拉伯之春。就在同一段時間,西方媒體界正在激烈地辯論著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。2011年一月的《外交事務》(Foreign Affairs)刊登了一篇以此為名的論文:著名網路研究學者克雷.瑟基(Clay Shirky)的〈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〉,他在幾個月前寫好這篇文章時,一定不會想到,在文章刊登時,現實會成為最佳註腳。

當然,事件的高潮是太陽花──我也記得318當晚學生佔領國會時,絕大部分主流媒體的網站(更不要說電視)彷彿在睡覺,全然不知道這是時代改變的信號,而我們在電腦前看著朋友們和佔領團體的臉書,以及很快就出現的一支拖鞋架起來的場內現場直播。

不論是轉發一個維權的訊息,或者一則對掌權者的質疑,就是一種網民們的集體行動。尤其在這個共同的平台上,人們一起轉發、一起評論敏感議題,會有消除恐懼的效果──這也是卡斯提爾所強調的新力量。

批評者的許多論點其實是稻草人。例如質疑革命不能被推特「推」出來,但肯定者從未說推特本身可以引起人們的憤怒或點燃革命,社群媒體至多只是一種工具。正如瑟基文章所強調:「社群網絡確實不會讓不願獻身的團體採取政治行動,但是卻能讓有信念的團體採取新的策略。」此外,在許多威權國家,網民的政治行動是要付出被逮捕或被囚禁的政治代價,而不是葛拉威爾所說的「低風險」,他所謂傳統行信用貸款動主義依賴層級化的組織,也是對社會運動的片面理解。

卡斯提爾認為在最近幾年,出現了他所謂「群眾的自我傳播」(mass self-communication)──以網路和無線網絡做為數位溝通的平台。之所以是「大眾傳播」是因為訊息可以從多數人到多數人,而之所以是「自我傳播」,是因為訊息發送者可以自己決定訊息的生產。「群眾的自我傳播提供了一個技術平台,讓社會行動者可以建立自主性,以抗衡社會制度。」

左翼社會思想大師、加大柏克萊分校教授卡斯提爾(Manuel Castells)則從社會運動的角度,為肯定論者提供豐富的論證。在他論述2011~2012年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的重要著作《憤怒與希望的網絡》(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)中,他樂觀地說:「一切都是從網路上的社會網絡開始的,因為這是自主的空間,他們超越了過去一直壟斷通訊管道的政府和企業的控制。藉由在網路的自由公共空間分享悲傷與希望,透過彼此連結,透過對不同計畫的想像,原本具有不同觀點或組織屬性的個人,形成了網絡。他們聚在一起,從而克服了恐懼─這是那些權力得以延續和再生產的主要情緒。

有害論者則如2011年初出版的書《網路幻影: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》(The Net Delusion: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),作者葉夫根尼.莫羅佐夫(Evgeny Morozov)反對那種相信網路本質上是民主的、是有利於被壓迫者對抗專制的「科技烏托邦主義」,反而認為網路可能更有利執政者的統治技術,讓政府可以利用網路傳播主導價值,並可監控、逮捕人民。因此,網路不但不有利於民主革命,更可能會阻止革命出現。

或者,網路更助長專制壓迫?

簡言之,是獨立媒體或公民們挖掘了這些議題,並經由社群媒體在網路上燃燒而設定了議題,刺激了下一步公民行動。卡斯提爾是對的,社群網路確實提供了新的傳播管道,讓資訊不再如以往被政治與資本權力所壟斷。

「在創新擴散、跨學科合作、匹配買賣雙方、處理與約會相關的瑣事上,社群媒體都能完成得相當漂亮。但是,弱聯繫卻極難導向高風險的行動主義。」葛拉威爾說,臉書上的運動之所以能成功,是因為他們去做一些還不足以做出真實犧牲的事。此外,傳統行動主義依賴層級化的組織,而社群媒體無法提供這種層級性的協調,所以很難在社會運動或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。

網路帶來解放可能,政經結構必須趕上

「從網路上的安全空間,不同年紀和條件的人們開始去佔領都市空間,即使彼此不認識,但他們有共同的目標,相信他們有權利可以書寫歷史─他們的歷史。而這是所有重要社會運動都展現出的自我覺醒。」

等到推特和臉書出現,社群媒體似乎更成為社會動員的新武器、對抗掌權者的新工具,或者被壓迫的社會中一個公共領域。「我總是說,如果你要解放一個社會,就給他們網路,」埃及的網路革命英雄工寧(Wael Ghonim,他原本在Google工作)如此說。

轉發、評論敏感議題,就是改變的力量

他相信人們對社群媒體的狂熱崇拜,忘記了什麼是真正的行動主義,如五、六○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,這些社會運動是高風險的行動主義,並且是以「強聯繫」(strong link)為基礎,但社群媒體的平台卻是圍繞著「弱聯繫」建立的。

至於莫羅佐夫所說「網路自由的黑暗面」當然有其真實的一面,但顯然過頭了。在埃及的例子中,人權工作者、律師、部落客多年來早已透過網路傳播資訊、集體討論、策畫集會等等。

網路,能幫群眾對抗掌權者嗎?

肯定社群媒體作用者,如瑟基的〈社群媒體的政治力量〉所強調的,一方面社群媒體可以如同之前的印刷媒體,促進哈伯馬斯(J. Habermas)所談的公共領域,因而有利於民主化;另方面社群媒體在人們的抗議行動中扮演關鍵協調角色,尤其可以形成一種「共享意識」,讓參與者了解彼此的想法與處境,因而形成集體行動的觸媒。

檢視阿拉伯之春、佔領華爾街與太陽花學運:網路是革命之母?

歷史,總是以神祕的方式提醒著我們要謙卑。

從現在回頭來看,2012年之後,中國官方刻意打壓微博,加上微信逐漸取代微博,使得中國在微博時代曾經活躍的公共討論逐漸走向死亡,更能讓人看清楚微博的意義與限制。

在台灣,過去十年也出現新的社運風潮,尤其是2008年之後,而無疑這也和網路以及社群媒體的發展關係緊密,且台灣的現實也為上述理論提供很好的證明。台灣媒負債整合體的孱弱,不僅對公共議題缺乏討論,對於社運議題更缺乏關注,於是過去幾年不論是苗栗大埔、士林王家、反核、洪仲丘事件,我們都清楚見到網路對議題傳播和社會動員的能力,甚至可以在臉書上觀察到公民意識的逐漸改變──我清楚記得士林王家強拆當日臉書的洗版狀態,且有許多是以前較少關注社運的文藝青年。

用網路協調行動,在都市佔領發言空間

Google執行企業貸款董事長施密特(Eric Schmidt)也加入這場討論,在《外交事務》季刊為文說,社群媒體確實是有利於人民,因為網站是一對多的關係,社群媒體則是多對多的關係,所以每個個人的權力增加了,世界上的權力因此是更分散的。

當然這不代表網路沒有其陰暗面─惡質討論、酸民文化,以及確實存在的懶人行動主義,都對於網路所能扮演的公共領域文化和社會動員機制有所傷害。在既定的社會矛盾下,網路可以點燃一場埃及革命,但卻沒能在埃及真正創造出民主政治。畢竟網路只是一個平台、一個工具, 但它是鑲嵌在一個更大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中:網路的解放潛能必須有賴行動者們在線下不斷的組織去挑戰結構,世界才能被往前推進。



內容來自YAHOO新聞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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